辛丰年：人间处处有音乐

辛丰年

原名严格，1923年生，江苏南通人。1945开始在军中从事文化工作，1976年退休。1980年代以来，为《读书》、《音乐爱好者》、《万象》等杂志撰写音乐随笔。著有《乐迷闲话》、《如是我闻》、《处处有音乐》等。

本报记者李怀宇

2013年3月26日，老乐迷辛丰年在南通去世，享年91岁。去世前一天，小儿子放了《蔷薇处处开》等几首歌给他听，他像初次听到一般，欢喜赞叹：“想不到我临死前还能听到这么美的音乐。”

辛丰年生于1923年，1980年代重新开始写作，为《读书》、《音乐爱好者》、《万象》等刊物撰写音乐随笔，驰誉书林乐界，曾结集出版《如是我闻》、《请赴音乐的盛宴》、《乐迷乐话》等。其文其书，成为诸多西方古典音乐爱好者的宝典。

梦想“公园里都放贝多芬”

辛丰年原名严格，父亲严春阳为孙传芳部下，曾任淞沪戒严司令兼警察厅长，“对于祖先，辛丰年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羞耻感和赎罪心”（严锋《辛丰年其人》）。辛丰年幼时曾在上海生活，家庭教师中有名教授王蘧常先生。1937年抗战爆发后，辛丰年在家自学，在教科书中读了关于贝多芬《月光曲》的故事，从此迷上音乐。

辛丰年回忆：“从上海逃难回到家乡。看了《月光曲》的故事，我就开始迷上音乐了。我是看了开明书店出的小学教科书，有一课是讲《月光曲》的故事，那个小学教科书是叶绍钧他们编的，而且是丰子恺用毛笔写的。这害得我大半生就把时间、精力花在音乐上了。当然也是一种享受。同时，也就是没有把精力用在更有用的地方上，音乐是没有用处的。我只是一个乐迷，要专业才能到学校里当个教师，或者当一个演奏家，那就有用了。唯一的用处是写文章拿到一点稿费。这也是很惭愧的。”

许多年以后，很多人读了辛丰年的《乐迷闲话》而慢慢喜欢上音乐。辛丰年却说：“我懂的很有限，除非他们自己再去认真地听，认真地学，否则也不可能得到很多。音乐这东西，你要认真才能学得很深，但是现在很多人就是当成一种娱乐，这是很糟糕的。所以我对这种时尚也是很失望。过去我就希望将来古典音乐能够越来越普及，社会上人的兴趣都提高了，这是很让人愉快的。现在完全怀疑了，不可能有这种事情，现在高雅音乐也变成商业的利润了。谈音乐的书也不过就是一种商品了。”

辛丰年当年的梦想是：“将来我们这个城市里到处都能听到好的音乐，公共场所、公园里都在播放贝多芬的音乐，这多好啊！”而在晚年，他说：“现在我就想，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变成噪音了。想不到，这个世界变化太大了。”

1945年4月，辛丰年到苏中解放区参加了新四军，并把原来的名字改了，以示脱胎换骨之意。辛丰年的眼睛高度近视，几乎没有拿过枪，在军中主要从事文化工作。1949年参加渡江，后随部队到达福建，从此在福建军中工作，他回忆：“一开始我当个助理员，就是所谓干事，最后就是当了个小官—副科长。没有什么意思，幸亏没有当大的官，大的官在‘文革’当中打击会大一点。大官要管的事情就多，就肯定要犯错误。”

1970年，辛丰年被打成反革命，发配回老家监督劳动。他在部队里自学过俄语，勉强能看一点比较通俗的俄文书，就带了几本俄文的书到乡下去劳动。苏联电影剧本中就有一部《夏伯阳》，有空时，辛丰年就把里面的故事讲给儿子严锋听。严锋很感兴趣，要父亲把它翻译出来，辛丰年便将这个不太深奥的电影文学剧本翻译出来给儿子。

在部队时，辛丰年也迷音乐，但是后来不能公开地听。他说：“这是‘封资修’中的‘修’，但是在1960年代有一阵比较开放，进口好多唱片，我去买了好多，主要是苏联、东欧的，很贵，但是当时我已经有工资了，所以买得起，也不能公开地听。上班不能听，下了班回到宿舍里，周围都是同事，也不能大听。后来‘文革’中还算这个账，那时候我已经把这些唱片都处理了，可是人家还拿这个当作一个罪名。但是，我还是尽量地打埋伏，有几张唱片舍不得扔掉，放在行李里，带到乡下去。唱机也带去了，但是到了乡下，也没有可能放。所以听音乐也是很艰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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