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副校长涉贪被捕追踪：被传幕后发起抵制新校长

　　浙江大学玉泉校区正门，褚健被批捕前主要在这里从事科研工作 本报记者 刘斌 摄

　　褚健资料照片

　　原标题：浙大副校长褚健被批捕(图)

　　涉嫌侵吞巨额国资

　　■本报记者 刘斌

　　他是国内顶尖的学者，也是一个优秀的企业家。但一边担任大学领导职务，一边管理校企将国有资产变为私有，又是浙江大学副校长褚健的“原罪”。

　　有人称褚健是“蛀虫”，也有人说褚健所在的中控科技产权清晰化是中国企业变革史上产权量化改革的一个缩影。在一系列高校领导的贪腐案例中，褚健是个典型。也正因为此，他揭开了高校校企管理混乱的漏洞：挣了钱算谁的？

　　在西湖西北角一处紧邻杭州植物园的地方，坐落着浙江大学玉泉校区。进入大门，林荫道旁两排红白相间的楼房隐匿其间，里面不少是代表中国最先进科技的研究中心。

　　褚健从这里走出。论学术，他是自动控制理论前沿的代表性人物之一；论经商，他负责浙江大学校企管理工作，近十年，浙大校企经营运作，风生水起。

　　然而，这一切却在2013年12月末止步。来自浙江省检察院的消息证实，浙大副校长褚健因涉嫌职务犯罪、侵吞数亿元国有资产，目前已经被正式批捕。

　　新校长抵制风波的幕后推手？

　　1963年出生的褚健，2005年起任浙大副校长，迄今已有8年多。早在被批捕之前，一场半年前发生在浙江大学的“新任校长抵制风波”，曾一度将其卷入漩涡。曾有消息称，2013年浙江大学校长换人事件中，褚健曾是抵制新校长的“幕后推手”。

　　2013年3月12日，浙大原校长杨卫调任第七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浙大校长一职自此空缺。期间，浙大虽然运行如常，但也带来了一些麻烦，比如，去年春季的学位授予仪式上，学生毕业证、学位证上需要加盖校长名章，校长空缺，如何加盖名章，让浙大犯难，最终只好用校党委书记名章代替，才化解难题。2013年5月底，浙大新任校长人选从多个渠道传出。随后，消息确定新校长一职将由重庆大学校长林建华担任。但当年6月21日起，便陆续有“浙大校友”在网上发帖，强调浙大校长的就任“标准”，包括必须“年富力强”、“是专业学科领域的学术精英，应拥有国家院士的头衔”等，此举被认为是有人发起的对新任校长林建华的抵制。

　　而褚健被捕后，有传言称，他正是这场风波的“幕后推手”。原因在于，杨卫被调任后，褚健成为新校长热门人选。当时常务副校长宋永华的呼声也很高，但宋永华非中国国籍，基本无望获得任命。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浙大教师透露，“杨卫卸任后，宋永华任校长的呼声高，后来遭遇不少教师的联名杯葛，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宋的国籍问题，从而致使浙大校长难产。”

　　2014年1月16日，浙江大学多位教授证实了这一传言。不少教师坚信，传言并非空穴来风，因为拿“校友会”提出的新校长标准来看，褚健为最合适人选之一。根据本报记者求证，这场抵制校长风波，源自法国浙大校友会会长王晓杰。王晓杰告诉本报记者，由于国内的校友不大方便，所以推举他为起草相关声明的发起人之一。2013年6月21日，他发表博文《浙大人应当把握自己的命运》，成为随后浙大各地校友会负责人发表联合声明的底本。

　　这个由他起草的稿子征求大家意见并修改后，形成了最终版的《浙江大学全球各地校友会负责人联合声明》。2013年6月22日，这份由50多人签名的声明由王晓杰通过个人微博最先发布，并最终演化为《反对林建华先生担任浙江大学校长》的公开信。“2005年时，褚健就有希望任常务副校长，但最终因为有人举报其经济问题而作罢。”上述浙大教师说。

　　但包括王晓杰在内的多位各地校友会负责人均否认在“抵制校长风波”中，受到了“幕后推手”的指使。王晓杰说，其实事件源自于各界校友在QQ群里的一场讨论，最后才有了新校长人选标准，“只是想表达一下校友们对新任校长人选的诉求。”

　　1月17日上午，记者在对浙江大学新闻办公室的采访中获悉，学校并不认为抵制校长的风波是导致褚健被捕的“导火索”。在其一份官方声明中，明确提出：“有关部门事实上2012年就启动了本案件的查处，远早于2013年浙大新校长的任命。”

　　学术和企业两手抓的“明星”

　　1月15日，记者走访褚健担任所长的浙江大学智能系统与控制研究所，虽然楼道里仍然悬挂着褚健的照片，但他的办公室大门紧闭。隔壁办公室工作人员称，不了解褚健最近的情况。公开资料显示，褚健生于1963年4月，浙江海盐人。1978年，15岁的褚健考入原浙江大学化工系工业自动化专业，成为他那个时代的佼佼者之一。

　　1986年，褚健硕士毕业，正好赶上化工生产过程自动化及仪表专业（以下简称“化自专业”）与日本京都大学首届博士联合培养课程，成为浙大化自专业中日联合培养第一人。1992年，29岁的褚健成为国内高校第一个工程中心——工业自动化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次年，30岁的褚健成为浙大教授。该年，浙江大学工业自动化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创建了中控科技集团的前身——浙江大学工业自动化公司，褚健是创始人之一。此后20年，褚健的主要成就有：1999年“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首批特聘教授，1997~2012年间多次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005年2月，42岁的褚健成为母校党委常委、副校长。

　　记者在褚健所在研究所核实，在被立案调查之前，褚健参评2013年中国工程院院士，在560位有效候选人中进入第二轮评审，是173位候选人之一。

　　在学术之外，早在20年前，褚健就有“下海”的想法。著名财经作家、杭州本地人吴晓波回忆称，1993年他在新华社任职期间，专访过褚健，当时褚健就提出了想创办一家高科技公司。

　　那次采访几天后，吴晓波的人物特写《少一个科学家，多一个企业家，划算吗？》被新华社通发全国。多年之后，吴晓波所提出的“两难”选择题，被褚健证明，做学问和做企业可以兼顾。

　　褚健走出实验室后，创办了浙江大学工业自动化公司，后来更名为中控科技，成为该领域科技水准最高的企业。据《21世纪经济报道》等媒体报道，“公司刚刚成立时，国内自动化行业基本被国外公司垄断，但中控的崛起打破了这一局面。2012年，中控集团拥有4000多员工，产值超过30亿元，并制定了国内自动化行业的第一个国际标准。”

　　在二十年里，几乎所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到浙江考察高科技企业，中控科技都是必到的一站。有褚健的同事评价说：“除了长寿是一件不可知的事情外，褚健已经得到了一切。”

　　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老师廖定（化名）告诉记者：当年在江浙一带的商界，褚健确实很“火”，江浙一带的企业人士都以认识褚健为荣。

　　据浙江大学人事处（褚健直管部门）一位教职工介绍，褚健为人很有亲和力，一点也没有领导的架子。褚健被检察机关批捕后，一些浙大校友也四处发帖，为褚健的遭遇感觉惋惜。

　　褚健到底犯了什么事？

　　褚健为什么会被批捕，一直是个谜。1月17日上午，本报记者试图得到浙江大学校方说法，但浙江大学校长办公室、学校宣传部以及新闻办公室均以不了解为由，婉拒了记者的采访。

　　此前，有媒体以“高校反腐”为题材，将褚健列为一个校长腐败的典型。

　　浙江省检察院一内部人士此前向新华社记者证实，褚健被检察院批准逮捕，原因是涉嫌侵吞数亿元国有资产。“实际上，多年来一直有人举报褚健，每次都没有结果。”据本报记者了解，褚健被捕后，浙江中控科技公司也有其他高层被检方调查、询问。知情人士分析，褚健事发可能与多年前中控科技涉嫌掏空浙大海纳资产的传闻有关。工商资料显示，浙大海纳是1999年由浙江大学企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联合浙江省科技风险投资公司以及褚健等人共同发起，以社会募集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当年的招股书，浙大海纳上市时的核心资产主要包括浙江大学半导体厂、杭州浙大中控自动化公司、浙江大学快威科技产业总公司等三部分。三块业务经由资本运作，先后被剥离，并试图再次包装上市。2003年，中控科技完成了一次决定性的增资转让，作为创始人和高管的褚健获益极大，他和妹妹成为第一大股东，占60%的股份，褚健因此一度被坊间称为“浙大首富”。

　　工商资料显示，中控技术的控股股东中控科技集团的发展脉络比较清晰，从1999年至2002年内经过两次注册资本变更，分别是从100万元增资至1500万元，再增资至2000万元。此后，褚健成为集团前身中控科技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可以发现，这一次校企产权私有化的动作，褚健家族是最大的获利者。

　　长期研究企业发展史的吴晓波告诉本报记者，这是中国企业变革史上一段迄今仍然争议重大的公案：从1998年到2004年，中国企业界发生过一场以国退民进为主题的产权清晰化运动，数以百万计的国有、集体企业被出售给私人，其中，苏南及浙北地区就有相当大的国有、集体企业被私有化，从客观上看，这无疑一定程度上释放了中国产业经济的生产力，完成了产权私有化的“惊险一跃”，中国民营资本集团的格局是在这一时期被确定下来的。

　　记者查阅同期的国企产权重大案例发现，海尔、长虹、TCL、春兰及科龙等公司的产权改革，其产权清晰化方案多被诟病。香港学者郎咸平甚至针对上述企业进行过一次影响巨大的质疑，但均告无疾而终。正如已公布的信息，中控科技的产权清晰化，正发生在2003年。

　　吴晓波说，在这一过程中，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没有出台过产权量化改革的政策性条例，因为没有规矩，因此每家企业的产权清晰改革都手法暧昧甚至涉嫌违规。从现行法律意义上，几乎所有的产权改革都可以被视为“国有资产流失”，如果严格追究，每一个产权获益者都有“侵吞”之嫌。

　　“官方从来都没有公布过非违规法则，但企业的发展需要产权的清晰，谁都在违规，可是只有一两个人被处罚，这就是制度性的问题。”吴晓波说。

　　10年过去了，当年旧账再次被翻起，褚健或许只是一个个例，一大批在那个时代获益的企业家又将如何面对当年的“原罪”？

　　高校校企腐败的“必然性”

　　近两年，是浙江大学的多事之秋。

　　2012年6月28日，浙江大学水环境研究院院长陈英旭被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检察院刑事拘留，7月12日被依法逮捕。次年3月19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陈英旭涉嫌贪污案，陈英旭被指控授意博士生陆续以开具虚假发票、编造虚假合同、编制虚假账目等手段，将1022.6646万元专项科研经费套取或变现占为己有。

　　据悉，这是目前为止最大数额的科研经费贪腐案。而褚健被指控的罪名如果成立，那么他的涉案金额可能将刷新高校领导职务犯罪的纪录。

　　高等教育问题研究学者、上海交大教授熊丙奇说，褚健被捕一案，被疑与其开办公司侵吞国有资产有关，教育部多年前曾要求高校清理校产企业，理清校企关系，但不少高校一直未理清。 与社会舆论认为高校应该“纯净”相反，如果缺乏对校领导行政权力的制约，大学的贪腐可能更隐蔽，甚至以教育和学术的名义使贪腐看起来更加“名正言顺”。

　　他认为，高校实际上已经成为腐败的重灾区。比如，不少大学的校长既被认为是教育家，同时又是著名学者，还拥有副部、正厅的行政级别；多年前，还有校长担任校企董事长，身担多职。乐观来看，这是能者多劳；但从现实出发，这更是权力通吃、利益均沾。行政领导利用手中的权力，可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既可凭借教学成果奖入选国家教学名师，谋求教育利益；又可申报院士、担任首席科学家，享受副部、正厅待遇，谋求学术利益。

　　近五年，江西因基建腐败落马的高校官员达14名，其中校长级的有3名。武汉市已有8名厅级高校领导因基建等贪腐问题落马；2011年，安徽4所高校工程建设贿赂案件总计38件，查处副处级以上干部13人。2013年以来，更出现高校校长密集被查处的事件。8月，南昌航空大学原党委书记王国炎被一审以受贿罪判刑15年；11月，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原处长蔡荣生利用招生收受大量贿赂，被警方带走调查……

　　熊丙奇认为，行政权力过大，缺乏制约，才是贪腐的根源。“约束行政权力，关键在于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实行校长职业化、高校去行政化、学术自治以及教授治校。”

　　记者了解到，针对可能存在的突出问题，浙江大学目前已经成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但据浙大的教职工讲，该委员会刚刚成立徒具形式，尚未发挥实际作用。

　　对于浙大普通教职工而言，该案对他们造成的直接影响是：今年过年，学校将不再发放米、油、蔬菜等春节福利，并且取消了“团拜会”活动，严禁各个院系、项目中心私自组织员工吃饭庆祝。

　　“学校搞个校企挣钱了，我们教职工一分钱红利分不到。现在企业出腐败了，上下都查得很严，倒霉的还是我们这些基层教职人员，正常的福利什么都没有了，可我们和腐败能搭得上边吗？”廖定向记者诉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