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园耋宿之黄琳:甘于孤寂 坚守科学

作者:联合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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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4-01-22 16:49:14
来源:联合网

原标题:燕园耋宿之黄琳:甘于孤寂 坚守科学

  生逢抗战,他在疾病缠身和颠沛流离的童年中成长;亲历“文革”,他在崎岖不平的科研之路上壮志难酬;成绩斐然,他是中国现代控制理论研究的先驱,中国科学院院士。“人不笨,还努力,有机遇,敢坚持”——黄琳用这十二个字概括自己的一生。

  “控制科学简单地讲,就是给你一个控制的对象,让这个对象能够满足你的要求。比如说一架飞机,大家坐飞机都不希望颠簸,所以就希望能够设计一个自动驾驶仪,通过不断地测量飞机的俯仰角度变化,来纠正颠簸。控制科学跟一般的自然科学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它的着眼点在于改造世界。控制科学要解决的就是两个问题:一个是能不能做,一个是怎么做。”

  童年:淘气得一塌糊涂的舞蹈队长

  “我小时候父母都很忙,并未直接教给我什么。但我受他们一言一行的影响,有了顽固的爱国主义精神。”

  1935年11月30日,“一二·九”运动前九天,黄琳出生在江苏扬州一个中学教师家庭。恰逢民族生死存亡攸关之际,黄琳的童年历经离难。他出生不久就患上严重的肺炎,当时中国医疗条件十分匮乏,妈妈差点放弃这个孩子,将他放在地上卷上草席准备送走。后来虽得救治,他的肺病却未能根治。就这样,幼年的黄琳一直笼罩在疾病“死缓”的阴影中。

  不久,恐怖的日本大屠杀就蔓延到了扬州。1937年末,黄琳全家开始了长达近五年的逃难生活,辗转于泰州农村一带。“我们住在老百姓家,半夜枪声一响就被大人从被窝里拉出来逃亡,这样的日子不只是一两天。”在此期间,父亲断断续续地在每次避难所附近的中学或师范学校临时教书,靠微薄薪水养家;母亲则更多地陪着他们兄弟俩,给他们讲岳飞、苏武和文天祥等民族英雄的故事。在抗战沦陷区,父母一度被迫更名改姓地生活,但坚决不与日伪合作。直到抗日战争结束,全家才重新在扬州安定下来。母亲因坚持不在日本人手下做事,名字上了扬州的忠贞榜,随后被任命为下铺街小学校长;父亲也由农村回到了扬州工作,后来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扬州中学第一任校长。“我小时候父母都很忙,并未直接教给我什么。但我受他们一言一行的影响,有了顽固的爱国主义精神。”

  由于黄琳的身体不好,父母对他的学习要求并不苛刻。黄琳笑说,自己小时候“淘气得一塌糊涂,但幸好也不笨”。他刚上初中时就开始组装简单的电动机模型,大人考心算时会抢在哥哥前回答,还早早跟着哥哥去听英文补习课。他最喜欢翻看教数学的父亲的藏书,一本《几何学辞典》看得津津有味。后来在扬州中学就读,他“从来不用功,成绩还可以”。同时,他还是长期活跃在校内外舞台上的“小名人”,曾被团市委派到店员工会里教店员们唱抗美援朝歌曲。到了髙中时期,校团委更是直接要他当舞蹈队队长。“我至今还保留着扬州市文联发给我的音乐协会的会员证,”黄琳自豪地拿出已经很旧的古老证书。黄琳热爱音乐,尤其喜欢在闲暇之余待在家里听中国古典音乐,沉浸在古琴、箫、琵琶和二胡的世界里是他的一大享受。其中,古琴和箫合奏的《渔樵问答》是他最喜欢的曲子之一。

  机遇:让钱学森20余年不忘的年轻学者

  “我深深地被这么一门‘有用’又‘好玩’的学科所吸引。这门课就影响我决定一辈子搞控制科学。”

  黄琳与钱学森第一次相见是1956年2月,彼时黄琳仅及弱冠,而钱学森已过不惑之年。当时钱学森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讲授“工程控制论”,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抽调了15名学生作为第一届一般力学的学生前往听课,正在数学力学系读大三的黄琳就是这15个人之一。“当时我们十多个学生坐在一群大学老师中间,听得津津有味。整整半年多,我深深地被这么一门‘有用’又‘好玩’的学科所吸引。这门课就影响我决定一辈子搞控制科学。”

  1959年,在对拟研制的飞机安定性的预研实际工作中,黄琳提出了针对时变系统的多维系统衰减时间问题,并以此为基础完成了研究生的论文答辩。1961年11月,他带着这些成果参加了中国自动化学会的成立大会,并成为由15人组成的控制理论首届专业委员会中最年轻的一员。会后经过推荐和评审,他的成果被正式发表在第二届国际自动控制大会上。

  1962年春,全国一般力学大会筹备召开,黄琳受周培源先生委派作为他的代表参与了筹备工作,并应邀在大会上做了题为“有控系统动力学的若干问题”的大会报告。在大会上,钱学森对黄琳的报告做了肯定的详细点评,并纠正了他对一美籍华人教授译名的不当。钱学森对待科学一丝不苟的严谨态度,让黄琳又一次受益非浅。

  会后不久,《力学学报》决定将黄琳的报告发表在该学报上。“当时编辑告知我这一消息,我想应该是钱先生推荐的。”之后,为了解决中国导弹发射因弹性振动而失败的问题,钱学森专门组织在颐和园龙王庙召开了一次小规模研讨会,黄琳也是参会者之一。为数不多的几次活动让钱先生记住了这个年轻人。20多年后,黄琳随王仁院士等去拜访钱学森,让他颇感意外的是,一进门,钱先生便记起他来:“哎呀,黄琳来了,我们好多年不见了。”

  “我们虽然交往不多,但印象中的钱先生是能力超群的。比如说,钱先生在美国生活几十年,回国上课为了照顾学生,除了XYZ之外,竟能够不说一个英文单词,这确实是常人难以做到的。”黄琳说,给自己影响最大的书,一是钱学森的《工程控制论》,二是钱学森老师的传记《冯·

  卡门传》,他们坚强执著的个人品质和科学精神在黄琳心中刻下了深刻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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